长春：为了忘却的记念（三）

02国务院：“汉奸”两个字，好轻浮

中国古谚：“衙门自古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与中国传统坐北朝南的衙门建筑不同的是，满洲国国务院大楼的正门是朝西开。

追溯历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国务院是在原道台衙门里办公，直到1934年7月才开始正式修建这座西开门的国务院办公楼。作为满洲国最高行政机关，这座楼代表着“王道乐土新国家”的政府形象，因此日本人为建造这座大楼可谓费尽了心机。几经筛选，最终选中了建筑师石井达郎的设计方案。

虽说长春的城市建设是在日本关东军授意主持下，利用政府力量直接聘请当时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设计规划的，是为当今中国唯一由国外设计师主持建造的城市，但实际上，综观满洲国时期绝大多数的建筑物的风格，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郁的中国风情。原因很简单。为了不过分引起满洲各界（包括满洲国政府中人）对日本殖民入侵的抵触情绪，在规划长春时，建筑师们没有采用当时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建设租借地的做法，而是在设计时更多地参考了中国原有的规划思想和建筑样式，中西合璧，今古交融，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满洲兴亚式（复兴东亚之意）建筑”。

因此，为使整个建筑具备“中国气派”，原本就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有着很深造诣的石井达郎又亲赴北京故宫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在设计过程中他也认真参考了日本国会大厦的方案，如我们视觉中心的这座峭拔雄伟的主体塔楼的造型，就基本与日本国会大厦如出一辙。

这座直到1937年才交付使用的国务院大楼，整体占地面积506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500平方米，造价高达250万日元，为满洲国政府办公建筑中面积最大、耗资最巨者。大楼主体5层，两翼4层，地下1层，高度45米，为当年长春的城市制高点。色彩设计方面，该楼以深棕色琉璃瓦覆顶，外墙则用咖啡色特制瓷砖贴面，色调典雅贵重。形体构成方面，整体建筑主次分明，两翼为东方式的四角尖亭，体量略小，而中央塔楼（同为东方式）不仅峭拔雄伟，其立面造型的层次更是丰富异常，欧式柱列与中式屋顶巧妙融合，雄浑壮美而又不失肃穆雍容，可谓相得益彰，成功地构成了整座建筑的视觉中心，堪称兴亚式建筑艺术的典范。

14年的满洲国历史，主政国务院的，前后有过两位总理大臣——郑孝胥和张景惠，他们在1945年后的中国话语系统当中，被称为“汉奸”，成为全体中国人声讨讥诮的对象，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们么？

郑孝胥，字苏堪，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历任大清帝国驻日本国大阪领事、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在清末民初书法界的五大流派中，郑孝胥是其中“郑派”的创始人（其余四派为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和李瑞清的“李派”），“粉丝”众多——他的作品我们其实都有见到过：中国交通银行的四字招牌就出自他的手笔，只是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在诗文领域则为“同光体”倡导者之一，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诗在当时可谓成就最高、影响最广，陈衍在当年作“诗人榜”，第一名空缺，而第二名就是郑孝胥；此外在校勘典籍、鉴赏文物方面也都样样在行。这样一位文武全才，最令其同代人钦佩的，还不是其文韬武略，而是他的高风亮节。

称颂一位“汉奸”的“高风亮节”，也许让你感到很奇怪，这不符合我们对“反面人物”的心理定位。

但我们的心理定位一定符合历史么？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国灭亡，这对51岁的郑孝胥来说是一场亡国之痛。作为大清的忠臣，就要从一而终，因而毅然归隐上海，以前朝遗民自居，拒不出任新朝（中华民国）的任何官职。

虽由显宦沦为布衣，但在寄居上海的十三年间，崇拜他的造访者却依然络绎不绝，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等后来的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门下，甚至像康有为、吴昌硕等前辈名士也都来亲登其门。1918年初，南洋公学筹建图书馆，准备联络东南各省士绅联名呈请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调拨《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此馆中。有人想借重郑孝胥的声望一起促成此事，不料郑孝胥竟一口回绝：“仆不认为有所谓‘民国’者，故不能列名。”后来又重申其一以贯之的立场：“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面对国民政府的封官许愿，极重气节的郑孝胥一再拒绝，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上海的生活质量，仅卖字一项，其收入就不是别人可以望背的。他为1915年刊印的初版《词源》所题书名两字，润笔即为500两白银；为交通银行题写的“交通银行”四字，收入4000两银子；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时，五个字10000两白银，每字2000两，而当商务印书馆要求落款注明“民国某某年”时，郑孝胥勃然大怒，竟当场把写好的字付之一炬。

大翻译家严复与郑孝胥是同乡好友，以《天演论》一书得享盛名于天下，不料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中，由于杨度多次拉拢，严复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郑孝胥由此认为老友严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大清皇帝仍在宫中，就拥戴“乱臣”袁世凯称帝——从此六年不屑与他来往。可是严复很珍惜两人之间的友谊，一再与郑孝胥套近乎，甚至写诗示好，而郑孝胥的《答严几道》二绝中竟是这样回复的：“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六年不答东华字，惭愧清诗到海藏”“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学者拜车尘。侯官严叟颓唐甚，可是遗山一辈人？”没给“失节”的老友留一点面子。

郑孝胥自认一生爱国，一生追随皇帝。他的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割的。清朝灭亡后他拒绝出任任何公职，原因我们也都看到了，他事实上从未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他的国仍是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不是他的国，基督徒称自己“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却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样道理，郑孝胥虽然居住在民国，但却自认是大清沦陷之后的遗民。其实，就像中国历史上每个改朝换代的关口一样，民国初年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懂得古老的儒家伦理，生逢巨变，心存故国。在他们看来，故国江山虽然被人夺走，但作为大清的臣子，如果像严复那样再到“别人的国家”去服务，那就是被人不齿的“贰臣”，就如失贞的女子一样。

正是因为对大清帝国一往情深的忠贞，郑孝胥才在30年代追随溥仪到东北，并出任满洲国的总理大臣。这一切，其实也是他那种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必然。在回忆录中，溥仪记录了当年郑孝胥（早在去长春之前）向他描绘“未来帝国”时的情景：“‘……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其实，当年满洲国的许多官员都像郑孝胥一样，并不一定是政治投机者，也不全然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他们所理解的国家，为了他们所理解的君臣大义和人伦纲常，为了他们自幼所学的那一套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的古老传统。

中唐名臣郭子仪，借用外国军队（回纥）平定安史之乱，中兴王室，再造大唐，居功至伟，百代称颂。在郑孝胥们看来，日本势力也不过就是当代的“回纥”而已，只是艰难时世里的复国工具。因此，虽然在日本人支配之下并不体面，但“小不忍则乱大谋”，况且皇帝到哪里建国，哪里就是他们的国家，这一点是丝毫没有疑问的。面对“匹夫匹妇”们的唾骂，他们感慨世风骤变，人心不古，但儒生的气概在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郑孝胥任国务总理期间，每天早晨五点开始接客，写日记，九点到国务院办公，70多岁的人，上台阶时经常每步连跨两级，腿脚之利落轻快令年轻人都自叹不如，人见之皆称奇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却于1935年5月被日本人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的名义撤换。真正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像这样一位有血性、具傲骨的传统中国士大夫，显然不会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合作伙伴。坊间通说，郑孝胥“被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他在王道书院里发表的一次公开言论，他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日方）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

赋闲后的郑孝胥终日在家吟诗作画打发岁月，陶渊明的“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是他最常吟咏的诗句。三年后的1938年初春，79岁的郑孝胥逝于长春柳条路的家中。死因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暴病”，一说为日人毒杀，至今莫衷一是。死后第七年，满洲国覆亡。

因此客观地讲，郑孝胥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一种。中唐郭忠武公（郭子仪谥号）当是他的榜样。但与郭子仪不同的是，最后郑孝胥失败了，一生的文韬武略、情怀抱负，最终也只换来了“汉奸”二字。中国历史，是向来不对失败者讲客气的，古已如此，于今尤甚——当然，这一切都已经与郑孝胥本人没什么关系了。

郑孝胥辞职后，时任“参议府议长”的张景惠，接任“总理大臣”，与郑孝胥的短期“下课”不同，张景惠在这个“首相”任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堪称满洲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张景惠何才何能，能在风雨飘摇的满洲国政坛上屹立不倒？

在厚生部大臣金名世眼中，“张景惠为人平凡，向无主见，纯粹是人云亦云之流。”他在1949年之后的回忆文章中说，张景惠鉴于郑孝胥的“前车之失”，遇事只要伪总务长官（日本人出任）怎样说就怎样办，甘做驯服的羔羊。“伪满时日本要办的事情，都是振振有词……日本也就利用他没有骨力主见，易于听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

也的确，连溥仪都常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称赞张景惠是“好宰相”、“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

下面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

有一天，张景惠在家读报，见报纸上有一条醒目的标题：“总理大臣张景惠即将访问朝鲜。”

张景惠吓了一跳，心想：“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装作很随意的样子：“松本先生啊，我刚才在报纸上看到即将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松本恭敬作答：“总理阁下，我因公务繁忙，未向阁下提及，访问朝鲜的事是吉冈先生定的。”

张景惠问：“那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

松本依旧恭敬作答：“日期定在20日，请阁下放心，一切我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张景惠说：“好好好，一切听从松本先生的安排。”

……

但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曾访问过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他说：“按高丕琨的说法，伪满国务院还是起了些作用，具体什么事，也要走国务院的程序。张景惠有时也会考虑到对国人有利才做。当时伪满虽然被日本操纵，但有些事也尊重溥仪、张景惠，他们说的话，日本人也反复考虑。不是说他们一点作用也不起。”

高丕琨的证词显示出张景惠及满洲国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面对长春很多留存至今、却仍不过时的广场、街道、园林等城市建设，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高老先生晚年的告白，“高丕琨认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他们奈何不了日本人，但伪满政府也做了些事，对社会发展有好处，到现在也还收益。”

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满洲国亡国之前。1944年末，整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很多人都感到日本败局已定，满洲国很多官员对与日本捆绑在一起的满洲国的国运及自己的命运都开始忧心忡忡，甚至形于言表，但地位仅次于溥仪的“汉奸头子”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故我，形同无事。

高丕琨晚年回忆，“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

原来，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率中国军队（东北军）撤进关内，留下自己的盟叔张景惠在关外善后，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随即向张景惠发出邀请，想拉拢这位“在满洲有一定声望”的奉系老臣到哈尔滨与日方合作，正当此时，中华民国政府领袖蒋介石的秘密代表亦抵哈埠，找到张景惠并向其面授机宜，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所谓“曲线救国”。

……

14年后（1945年）的8月17日晚，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二天，当满洲国君臣“大难来临各自飞”之际，本来已同皇帝溥仪逃至通化的张景惠，却又主动返回长春，组织“东北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并担任会长，等待蒋委员长的中华民国政府来接收。结果却被驻长春的苏联占领军掠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俘虏营。5年后（1950年）被遣返回国，此时的中国却早已“换了人间”，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张景惠后将其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至1959年病死狱中，享年88岁。

据说，在战犯管理所，这位出身底层，卖过豆腐，混过绿林，见惯江湖险恶的满洲国前总理大臣，常对人大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问问蒋介石，他派的宋某人都跟我说什么来着？！”

设身处地地想想，除了这些，他还能说什么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