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陈：长春，为了忘却的记念（二）

01地质宫：皇宫地基上的赝品古建

走出民族主义的恩怨纠结，客观地回顾往昔，我们需要承认，在整个亚洲，日本的确是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第一个实现了民族富强的国家。为了摆脱落后局面，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深刻剖析自己民族的文化，重新审视固有传统，毅然决定“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十数年迅速崛起于东方。但是日本的崛起对于世界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主张“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我们细观察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传统东方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我们一般叫“爱国主义”）那一套（所谓“和魂洋才”），其世界观并没有随着器物、制度等领域的现代化而现代化；而且，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本身原也是瑕瑜杂陈，有瑰宝也有垃圾，孰料取舍之间日本人（和后来的中国一样）竟全错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观）弃之不顾，反而对其近代以来的反基督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趋之若鹜，并且发扬光大。——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把达尔文所鼓吹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界游戏规则，原样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认为人世间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强弱之别，弱肉强食乃是天经地义。——因此，富强起来的日本便真诚地认为它应该征服、统治其他的“劣等民族”，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可以说，这几乎是东方式的自我民族至上主义，遇见西方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所必然产生的化学反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觉得压力很大，不便直接着手对东北进行统治，因此急需一副“白手套”，于是，已经被废黜了20年的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被瞄准了。

日本战败后，城野宏曾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

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于是，1934年3月1日，溥仪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文化广场，当年叫“杏花村”）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正式就任“大满洲帝国”的皇帝，年号康德。

为什么选择在杏花村举行仪式呢？这不仅因为杏花村在地势上处于长春市的制高点，更重要的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杏花村正处于当时长春市的南郊，按照中国的传统，“天子南郊祭天”。你可以看到，溥仪本人其实并不想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还是想按中国古典礼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皇帝。也就是说，在溥仪心中，他只是想利用日本人做他恢复大清帝国基业一个工具。但同时，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溥仪又何尝不是他们用来间接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工具呢？

1932年初，溥仪刚被接来长春时，日本人起初连“皇帝”名分都没给他，只让他做“满洲国执政”。不仅如此，溥仪在长春甚至没有正式的住处（在当年的“新京”，国家元首溥仪是个“京漂”），3月9日刚到长春时暂住在七马路上的道台衙门（吉长道尹公署）里，24天后（4月3日）又搬到了今光复路的一个作盐仓用的三进式四合院——吉黑榷运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伪满皇宫”）里暂住。直到1938年（9月10日），也就是溥仪来长春后的第六年（亦即他正式登基后的第四年）时，日本人才开始给他修建正式的皇宫，地址就选在他当年举办“南郊祭天”仪式的杏花村。这个后来胎死腹中的满洲国新皇宫，规划设计效法北京故宫，坐北朝南，采取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北京故宫的主体建筑太和殿、寝宫、御花园、广场、天安门等，在这里也都一应俱全。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抽风，做出了二战中最脑残的一个决定——突袭珍珠港，导致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财政开始吃紧，无力继续支付数额浩大的工程款，建设中的满洲国新皇宫建筑只好停工。此时，皇宫太和殿的地基浇筑和地下一层建筑已经完成。

四年后（1945年）的8月9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四年前刚和日本签订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从历史的角度看，撕毁条约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大爱好），对日宣战，158万苏联红军随即攻入中国东北，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驻守满洲的70多万日本关东军，并将皇帝溥仪俘获。满洲国灭亡。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长春地质宫”，是1952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拨款，利用当年满洲国的皇宫太和殿的地基建造起来的，建成之后作为当时长春地质学院的教学楼使用，所以郭沫若给它取名叫“地质宫”（一个多么不伦不类的名字）；而当初皇宫规划图中用于民众集会的“宫前广场”（亦名“顺天广场”），也就随之易名为“地质宫广场”。

直到1997年，因着长春电影节的召开，长春市政府扩建了地质宫广场（并增加了一流的绿化，二流的铺装和三流的雕塑），使之整体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号称“中国第二大殿前广场”（大家也都看见了，的确很2）。这个没有文化的广场，被命名为“文化广场”。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讲，1949年以后，在原太和殿地基上兴建的这个“地质宫”，并不是很精致的建筑艺术，作为一个仿古建筑，它名副其实，因为无论在外在造型上还是内在气韵上都并无什么出色的地方，是、也只是形式上的“仿古”而已。说白了就是一个赝品古建。

建筑艺术并不排斥对传统的继承。但继承方式却有高下之分。高明的继承并不表现为形式符号上的模仿、“词汇”上的再现，而是精神结构上的延续和“语法”上的传承（远的如满洲国时日本人建成的“兴亚式”建筑，近的如日本当代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对不起，又是日本）。

除去这些比较专业的建筑美学问题，只看配色和做工，地质宫可批判的地方就很多，绿色琉璃瓦配大红柱子——这么烂的搭配都敢拿出来，我很佩服当年设计者的勇气；再看建筑物前面那些比例很猥琐的华表柱子（并非汉白玉，水泥砌的），还有造型怪异的石狮子，做工之粗糙令人发指……如果我们再细细观察，这类漫不经心的粗糙痕迹几乎比比皆是。对比满洲国时期建成的一系列官署建筑（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不难想象，溥仪的这个新皇宫若是由日本人从容建完，当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位中国老人的深长喟叹：“日本人不是东西，但日本人做的东西——那真叫东西！”

曾被别人视为“劣等”的民族，所需要的，应该不仅仅是声讨和义愤。